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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爸:我和郎朗是连体人

字号+ 作者:萧筱然 来源:南都周刊 2013-06-15 10:08 我要评论( )

成功 郎国任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郎朗的父亲。 1982年6月14日,郎朗出生了。郎朗的出生,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转折点,因为这完全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成功
  
  郎国任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郎朗的父亲。
  
  “1982年6月14日,郎朗出生了。郎朗的出生,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转折点,因为这完全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此后的30年,郎国任与郎朗几乎保持着共生的状态,他们组成了一对父子军团,从沈阳空军文工团的家属大院一路杀至世界最顶级的古典音乐舞台。郎国任是郎朗的第一任老师、教练、陪练、观众、保姆、司机,甚至广义上的同学,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里,他还是郎朗唯一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亲密关系,他们也曾互相伤害。“那个伤疤我和郎朗之间再没有提过。我悔痛至今。可能这悔痛,会在我整个后半生一直持续下去。”
  
  在新近出版的《我和郎朗30年》中,郎国任写下了以上句子。而他的儿子—30岁的郎朗正收获着一个钢琴演奏家在这个时代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功。他拥有一年120-150场的密集演出量,世界之最。这不但证明了他是赞助商的宠儿,也彰显了他的演奏对观众有着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他的20岁到30岁是在与顶级指挥家和顶级乐团的轮番合作中度过的,这使他得以在最高级别的经验中反复淬炼他本就为人赞叹的才能,并与大师—比如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祖宾·梅塔们成为至交。2012年4月的《留声机》杂志评选出自该杂志创刊(1923年)以来“改变古典音乐的50位艺术家”中,钢琴家11人,郎朗位列其中,前后环绕的是里赫特、古尔德、霍洛维茨等殿堂级名字。
  
  “在古典音乐这个日渐萎缩的市场上,郎朗的每场音乐会的听众人数都在增加,每一张CD的销量都要比前一张更多。这就是他的非凡之处。”斯蒂芬·艾伯特——郎朗的英国经纪人在BBC去年10月刚刚播出的纪录片《破釜沉舟:郎朗的故事》中说。
  
  郎朗确实创造了奇迹。他是这个时代仍活跃着的屈指可数的明星钢琴家,有一流的技术保障,更能令人们看见他名字就会着了魔般买票进场。在BBC的那部纪录片中,大作曲家谢尔盖·谢尔盖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的孙子声明:我们需要郎朗这样的人,走出学院,走出传统框架。如今的音乐选择太多了!一个现代人若不是在有古典音乐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便很有可能一辈子错失。感谢郎朗,他的频繁演出,他的生机勃勃的亮相,把古典音乐带到了更多人面前,“这是一件太棒的事情了。”
  
  所有的成功,郎国任都会与郎朗一同分享,当然也包括毁谤。讨厌郎朗的人指责他弹琴时的浮夸动作、他过于频密的演出被视为有损古典演奏家的清雅风范、以及他不拒商业代言的庸俗做派。还有一种批评漂浮在云端之上,却又令人无法反驳——始终有种声音坚称,郎朗不过是一架熟练的钢琴机器,和真正的“艺术”仍然相距甚远。而长年和钢琴家儿子捆绑在一起的“郎爸”郎国任与他的急功近利的教育,应当为此担负全部责任。
  
  “郎朗是个谦虚的孩子,这些声音他都听,说得对,我们就吸收。”郎国任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他的回答听上去放松而自信。多年前他不是这样的—郎朗曾在早年的一本自传中描述,在他成为职业演奏家之初,父亲和他经常因为评论家的重要性而吵架。在他一度所有的演奏都被贴上“郎朗化”—意味着太主观、太浪漫、太自我陶醉—的标签后,心力交瘁的他从郎国任身上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否定,后者要求他“就算是傻瓜的评论也要好好听听”。年轻的钢琴家把这视为一种背叛。
  
  而今天,郎国任展现出他实用主义的智慧。他早已不再在乎这些评判,“结果最重要”,他反复强调。“有的人说话,你听着可有道理了,反正我们这样弹也不是,那样弹也不是,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看结果。结果是什么?郎朗现在的成绩就是结果。”
  
  偶尔,郎国任会摘下他的变色眼镜片。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郎朗的巨幅写真,郎国任看看它们,由衷微笑。在他看来,成功和快乐理所当然地联系在一起。“成功了就有快乐,也只有成功了才能有快乐。你还不能老快乐啊,你得再成功才能一直快乐呢。”他的普通话带一点东北口音,为他严厉的观点平添了几分喜感。
  
  只许成功—这个关于快乐的唯一秘诀,他在郎朗坐上琴凳的第一天便传授给了他。
  
  加速
  
  郎国任从小酷爱音乐。他介绍自己是3月5日出生,“俄国大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逝世的日子”。他在“文革”期间迷上了二胡,四处拜师学艺,琴练得相当刻苦。中学毕业,郎国任一心想“干专业,搞艺术”,但最后录取他的是一家油腻的工厂:沈阳标准件四厂。
  
  在毫无兴趣乃至厌恶的环境里,郎国任仍然出自本能地争强好胜。作为车工,他给自己规定了每天车1200个的超额任务量,并发明了一种快速磨刀的方法,危险但是高效。这个铤而走险的干法让他做了很久的噩梦:“砂轮飞了,脑袋就开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带着郎朗抵达费城,住在柯蒂斯学院给他们安排的敞亮明净的公寓里的第一晚,他再次梦到了这件事,那是最后一次。
  
  郎国任坚持练琴。他对二胡有异乎寻常的天赋和执着。在他的25岁,即与周秀兰—郎朗的母亲结婚前,他曾申请进入沈阳音乐学院。几轮考试中他都是第一,但由于细节上的虚报,他最终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凭借努力,郎国任后来进入了沈阳空军文工团,担任二胡独奏。而报考音乐学院失败带来的灵魂创伤或许从未彻底愈合,他的儿子将在很多年后意识到这一点。在郎朗出生前一年,郎国任已经买好了钢琴,准备好了让儿子代他实现未尽的音乐梦想。他从未考虑二胡,虽然他很热爱,也拉得很好,但那不过是民族乐器。他的儿子应该走向世界。
  
  从郎朗有记忆起,他就能感受到郎国任的挫折和因此带来对他的极高期望。周秀兰有时会让郎朗倚在他肩上,给他读一些童话故事。郎国任会立即要求妻子,让郎朗赶紧回到琴凳前。两岁就在钢琴上摸出了《猫和老鼠》配乐的郎朗让郎国任欣喜若狂,儿子的天赋超乎他的预料,而这样,他就更加不能想象如果儿子的天赋像他一样再次被浪费掉,他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
  
  郎国任的文工团同事们无不抱着同样的梦想。他们的孩子和1982年出生的郎朗一般大小,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年轻的父母带着巨大的遗憾走过了“文革”,正经历着中国最为蓬勃和理想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文工团快要解散了,郎国任和几个家长正面临着转型,“也不上班,通宵达旦地聚在一起讨论怎样把孩子培养成才。”他们都是艺术爱好者,每天凑着电台听海菲茨、梅纽因、霍洛维茨,郎国任认为:“我们这一代已经被耽误了,但我们要让孩子们不辜负好时代。”
  
  最初的两年郎国任自己边学边教郎朗弹琴,4岁时,他为儿子找到了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这是一位瘦小而优雅的女士。郎国任告诉这位老师,要不断对他的儿子施压,这样才能快速地激发出他惊人的天赋。但朱老师温柔而坚定地表示,她必须慢慢给他打基础,这样才能让他走得更远。很多年后,朱老师告诉郎朗,虽然她不同意他父亲的方法,却能理解他的焦虑和梦想。朱雅芬的家庭也曾遭遇“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指责,从上海迁往一个农场。和郎国任一样,她也被迫放弃了成为音乐家的梦想。
  
  “但我只记得我坐在琴凳上的窘迫。”郎朗说,“我爸为什么还在和老师争执呢?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在郎国任的坚持下,朱雅芬勉强同意了让5岁的郎朗参加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赛。这场沈阳少儿钢琴赛有500名琴童参加,郎朗顺利地得到了他的第一块金牌。郎国任告诫郎朗,不要沉迷于他的胜利,但他反复重申了第一名的意义。“在中国,只有成为第一名才是有意义的,第二名不行。”或许是想到了自己以第一名的身份被音乐学院涮下的痛苦回忆,郎国任告诉郎朗:“你要成为世界的第一名。”
  
  很多年后,郎朗到美国后的老师、柯蒂斯学院院长格拉夫曼会告诉他:放下比赛,任何比赛。这对刚刚凭借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的成功引得大师注意的郎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郎国任则不能接受。他一向奉行严厉的文化,相信通往成功的道路是毫不含糊的:打败每一场比赛中的每一个人。而另一方面,比赛也是郎朗和郎国任之间的纽带和共同梦想:给他们那些艰难的岁月以希望,弥合父子间的创伤,让他们暂时成为为一个目标而拼命的整体。
  
  减速—老师的要求,加速—父亲的要求,这样的磨合在每换一个新教授时都会发生一次。郎朗已经习惯,一般来说,是父亲赢。没有人比他更固执了,郎国任深信人从不该为自己力争上游的野心羞愧,在他看来,音乐和体育竞技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两者都是人类向极端技能发起挑战的训练。而比赛正是最适合展演这种技能训练成果的战场。郎朗身上有强烈的体育精神的渗透,郎国任说“你看他每次结束(演奏)动作都和运动员一样,那种彻底发挥之后畅快淋漓、狂热的感觉。”
  
  但当时,格拉夫曼温和而明确地告诉他们,郎朗已经超过了比赛阶段,他应该为成为一个全神贯注的职业钢琴家积蓄能量了。
  
  伤痕
  
  郎国任并不认为他为了郎朗所做的放弃叫作牺牲。他不仅仅是辅佐郎朗的梦想,“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事业。”
  
  每个琴童身后都有起码一位苛严的父母。但仍然少有像郎国任这样,对郎朗的钢琴生涯介入得如此之深。1991年,朱雅芬要去美国讲学一年,郎国任和她一致认为,郎朗应该去北京拜师,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郎国任没有太多犹豫便辞去了他的警察工作,文工团解散后,他便拥有这个俸禄优厚的职位,但如今为了郎朗和钢琴,他二话不说。生计的艰难在他看来也无暇顾虑了,原本他们在沈阳过得相当小康,往后却只能靠妻子一人的薪水供养父子二人在北京的开销,以及高昂的钢琴学费。朱雅芬帮忙联系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在约好上课的节骨眼上,郎朗的姥爷去世。按习俗,应该第三天下葬的。但郎国任觉得郎朗的课程不能耽误,生怕老师变卦不教,只好不顾亲友反对,硬是把葬礼的时间提前了一天。
  
  新老师并不接受郎朗。从一开始,她就批评郎朗父子“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风格”。郎国任精神压力极大,他不断告诫郎朗,如果老师不要他,他们爷儿俩就完了。
  
  “我们一起听课,回家一起分析曲子、直到每一个乐句,没日没夜地练,反复听上课录音,一直练到我们认为完完全全达到老师要求,甚至超前了。”
  
  但在郎朗的回忆里,父亲与他并非这么齐心协力。“老师一发脾气,父亲就忙不迭向她道歉,说我没有准备好,并承诺下一次我再也不会这么懒了。”
  
  这是第一次。“我感到震惊,在我需要的时候,他没有为我仗义执言。”郎朗说。
  
  但无论郎国任怎样小心翼翼,郎朗最后依然被这位老师开除了。绝望的泪水立刻涌出来,郎朗听见父亲发出最后的声音,他还在坚持说:“我儿子是个天才。”而老师则告诉郎国任他们父子俩毫无指望。
  
  依然在北京呆着。没有老师,没有希望。“父亲总是在我身上激起极端的情绪,而后来我发现,我喜欢模仿他这一点。”一个傍晚,郎朗因为给学校合唱团伴奏而回家迟了,当他看见父亲时后者已经陷入了狂怒。他声嘶力竭地怒骂儿子耽误了整整两个小时的练琴,并声称郎朗因此而“把一切都毁了,现在我们只能灰溜溜地回沈阳!”继而他拿出了一瓶交叉霉素,里面有30多片药,他声称要郎朗吃掉它们,而他自己则会跳楼。
  
  郎国任忘了多久之后他才从疯狂状态中惊醒过来。他把郎朗抱在怀里,哭着告诉他:“我不想你死,我只想你练琴。”
  
  这一年郎朗10岁。他在自传《我是郎朗》中写道:“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刻童年,只有试图成为一个成年人的痛苦的努力。”
  
  郎国任依然像他一贯的作风,从未为他的行为道歉,但他似乎在尝试和郎朗成为朋友。在郎朗一天8小时的练琴间隙,他会提议打一会儿乒乓球。不久,郎朗的堂弟郎逸峰来到北京,这个学单簧管的少年拥有郎国任父子都不具备的随遇而安的好性格。朱雅芬为郎朗介绍了一位新老师赵屏国,郎朗重新受到了肯定。日子又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
  
  每天送完郎朗上学,郎国任也开始了他在音乐学院的一日生活。他认为郎朗只上赵老师一个人的课还是“吃不饱”,就站在走廊上千方百计蹭别的老师的课听,加上蹭图书馆、蹭录音资料室,一天收集的东西晚上还够给郎朗再开两个小时小灶。学校里有大师课,闲人不得入内,郎国任就套上他的旧警服,戴副墨镜,大摇大摆混进去。
  
  “不是我不把学校的规矩放眼里,而是我太想学了。这么多年跟郎朗一起学,我已经深深地着了魔。我们不是一般的父子,一般父亲对孩子的了解达不到我的深度。我和郎朗是古代战场上的那种伙伴,我们两个通过钢琴是绑在一起的,好比连体人。有几个父亲像我这样24小时都和孩子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更多父亲都有自己的事业,而郎朗的艺术就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让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大师
  
  2007年,郎朗宣布与郎国任“解约”。“他叫了他妈去照顾他,我退居二线了。”
  
  郎国任感觉自己突然松了下来。之前23年,他一刻不停地推着郎朗往前走,他为他决定考学、找老师、比赛、出国、争取演出机会、签唱片公司、解约、签新经纪人。1996年赴美至今,郎国任不会说一句英语,他看上去像是凭借某种超能力完成这一切的。
  
  郎国任也知道,他对郎朗寸步不离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为郎朗迎来了诸如超级baby之类的称号。“这有什么,”他立即举出现年40岁的俄罗斯钢琴家基辛的例子,“基辛老师是位老太太,一辈子都跟基辛在一起。他父母也和他在一起,他姐姐也弹钢琴,一到演出全家一起上阵。”
  
  郎国任说,郎朗的目标不仅是成为超一流的钢琴家,也要努力成为大师。前者可以靠技术指标来完成—比如演出数量,今年郎朗将控制在120场,远超基辛的80场。在这方面唯一能与郎朗媲美的是中国姑娘王羽佳,她每年演出场次也达到了100-120场。
  
  如何衡量郎朗作为一个职业钢琴演奏家的进步?许渌洋,古典音乐乐评人告诉《南都周刊》:“郎朗在一个非常高层次的职业环境里锻炼了十年,他的舞台经验、曲目量,和高层次乐团的合作经验,视野和见识都因此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他的进步还表现在他在这么密集的演出中,能给出非常稳定的演出质量。先不论音乐理解和风格,从职业角度说,他的稳定性和完成度在这十年里是惊人的,而这也包括了他心智方面的发展。”
  
  但演出密度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基辛一年80场,因为西方人就不会像我们这么拼命。他们注重休息,注重内化。另一方面,在演出技能差不多的情况下—比如俄罗斯的季烈尔·戈尔斯坦和丹尼尔·特里克诺夫,一个中国年轻人会比长期占据杰出演奏家排行榜的苏俄面孔更受欢迎。他和姚明一样被视为中国的名片,这很有意思,他们的进取,他们局限,某种程度上都在微妙地契合着这个时代。”许渌洋说。
  
  “他是技术上百年一遇的天才,”钢琴家傅聪说,“但是他或许……还缺少那么一点‘趣味’。”这是一个较中肯的评价,比起一些坚持认为郎朗至今还“没有进入音乐”的观点来,钢琴家傅聪温和得多。郎朗夸张的肢体语言让很多人觉得造作,许渌洋觉得“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实在认为郎朗不符合你对钢琴家的期待,闭起眼睛就好了。
  
  在许渌洋看来,在钢琴演奏高度职业化的今天,成为所谓“大师”的宏愿—无法完成,只能接近,只能修炼,依靠悟性和造化,去碰撞那概率极低的偶然性。而郎朗,能否撞上那个偶然的概率?除了看他自身的努力,还要看他能不能突破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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