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论见

弓少星:大善时空催生大思想!

字号+ 作者:星辰 来源:中国人物网广东频道 2014-12-17 11:24 我要评论( )

文/ 作者系国际在线福建频道常务副总编 福建媒体人的首部理想著作《人文理想》,终在百转千回中来到我们现实世界,但我本人并不想持绝对赞誉化,因为那样容易给

 
  
  文/ 作者系国际在线福建频道常务副总编
  
     福建媒体人的首部理想著作——《人文理想》,终在百转千回中来到我们现实世界,但我本人并不想持绝对赞誉化,因为那样容易给人错觉“自我主义”;但我也不赞成莱维纳斯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他者”的意见绝对化,让超存在的、超感性的“上帝观念”来主宰自己的一切。
  
     我一直坚守宇宙规律亘古恒一,即安全有序存在,只是万物表象不同而道理相通,这也折射人类社会,人人面像不同,然善慧同归一处是也。这也是我一再坚守以“善”出发,言论百家争鸣,共同追求一种达成大善接近“宇宙规律”存在的人类社会状态。比如,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一直视天地万物息息相通,由此构成“万物一体”之说,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可谓此说之典型代表。无论传统的“万物一说”,亦即“天人合一”说,都在教我们万物彼此之间息息相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理,即人类需遵宇宙规律而存。但在古代限于科学的滞后,我们祖先便发现墓地风水学和阳宅风水学,易经预测术、大六壬、奇门遁甲、梅花易数和相面术等诸多历史方术,这些方术至今仍被流传,足见其遵循了一定的宇宙规律,但也有其历史环境的认识局限问题,此篇暂且就此不作过多讨论。
  
     回到中国传统哲学重彼此浑一,人我之间无有限隔,这和西方莱维纳斯强调有整体之外的观点正好相反,莱维纳斯认为必须承认他人的独立自主性,即承认他人的不同性和自我存在尊严。通俗一点说,在整体之外,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但统归一个善念整体,这也是西方人权说发展的一个基因。莱维纳斯哲学观点之用心和希伯来文化尊重他人的理念,确实值得我们珍视。我认为,中国的整体是和而不同的整体,即内因相通,“同一”但不“唯一”的整体,如果我们中华文化如能对万物一体相通的思想再增添一点敬畏的宗教思想,对各种善念个体自由的尊重,那么我们必能更放异彩,这需要一种博大胸怀的大善,才能去开创这么一个诸善异彩的大局面,国家社会进步的大辉煌。
  
     比较中西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和学问方面,我一直有某种“错觉”,一是中国人的个人价值是由其在所处社会群体中的地位来决定的,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身份,如“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者流。必须承认,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总是隶属于某种社会群体,具有某种社会身份,或为农民,或为工人,或为平民,或为高官。这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则或为统治阶级,或为被统治阶级,或为王侯将相达官贵族,或为贫贱草民下等百姓,如此众多。我把这种社会里的人称为“属性化的自我”,即你的价值在于社会属性给予你的价值,而并非是你的开化、开明、自身善慧创造的自我价值。这就造成了我们的社会,几千年里缺少自我的独特性,亦即个体化的自我价值,比如在中国历朝历代,大人物往往都有其王侯将相达官贵族的社会背景,而仅存的一些文史哲文明艺术创造,也往往是“大人物”被贬后的创作成果,一代儒圣孔子,一生坎坷流浪,才在颠簸的人生中悟出文化圣语。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国家社会里面,每个人从“我们”到“自我”,既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进步的道路,又是一个个单体人生的进步求索历程。初级的社会思想,人生只有“我们”,而没有自我,就像孩童,他是以“我们”而存在这个世界;到了中级阶段,我们渐渐认识到“他们”,从单一的“我们”思想走到“互倚型自我”,“我”为主,“他”为客,此时二者仍是互倚型尊重,即你尊重我,我尊重你。道德高尚者则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到了社会高级阶段,“他同化于我,我即是他。”回归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终极思想境界,不再视他者为工具,为“我”的异体,“他人”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是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和同化的,他和我一样,同时是社会、国家、世界,我们只是在这个时空相遇相知相感。如果人们能达到这个境界和层次,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就会包容一切诸善,诸善也必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放异彩,光芒万丈,流传千古。
  
     儒家一味强调把自我湮没于社会群体,其心目中惟社会群体为尚,而忽视自然,忽视人类社会进化,此乃中国传统文化忽视自然科学和现代民主文明的原因之一,因为社会没有自我去开拓新的思想疆域,只有“我们”自己闭关锁国,怀揣万世泱泱大国美梦,结果历史以无情的教训告知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为何落后?因为我们只有教条僵化的“思想群体”,而没有开化创造的“进步自我”。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成果,靠固步自封只能停滞不前,靠排斥诸善只能越发落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教,道教淡泊名利,不把自我湮没于社会流俗之中的思想,是与其把自我突出于自然之上而主宰自然的思想紧密相连的。可惜道教这种近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观点,并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得到全社会发扬,从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没有从道教出发而发展出像西方文明那样的近现代科学。再有就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船山先生确实有突出个体性自我的思想倾向,但也只是星星之火终未发展成其燎原之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真正突破这种融自我于社会伦常关系或宇宙自然之整体的旧传统,乃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龚自珍不相信“道”和“太极”,认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是一切之主宰,魏源公开反对几千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群体思想”,认为它不足以“制国用、靖疆围、苏民困”。梁启超更是明确提倡学习笛卡尔的“我思固我在”;他还极力推崇康德思想,主张“非我随我,乃物随我”。
  
     记得200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有感而发“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不敢忘却自己是青年”一文,今已刊入《思在中国》一书。仅以自己十年新闻生涯为例,在单位和社会中,人们往往谈“落后的集体”毫无羞耻感,谈比肩《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则人多嗫嚅。因为“落后的集体”耻辱,往往不属于个人,而去追求理想,超越卓越,则需个人付出千倍百倍的努力汗水。一个单位况且如此,放置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当亦如此吧。朱滢先生说,中国人总爱随大流,不敢见由己出。朱滢先生指出的现象,我想正是中国人往往喜欢湮没“个体性自我”于“属性化自我”之中的老顽疾吧,这与台湾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不期而遇。
  
     清代画家松年说过:“吾辈处事,不可一事有我,唯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也。此等境界全在有才。才者何?卓识高见,直超古人之上,别创一格也。”处事待人,确实要有儒家所讲的“仁德之公心”,“不可一事有我”,这里的“有我”,是“私心”之谓也。但作进步学问创作,发明创造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则“必须处处有我”,这里的“有我”,乃独立的个体性自我之谓也。只有全社会都大力倡导这种“个体性自我”的出现,才能超越世俗功利关系中的“思想群体”,就像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的“童心”和“真心”。反之,见利忘义,人云亦云,趋炎附势,那就只能将社会造成一个“小人利同而心不和”的结局。中国人往往担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家缺乏创新的肇因之一。为了我们的社会更文明进步,为了我们的国家更富强伟大,我们这一辈人不妨多提倡“一枝独秀”,正是有无数的“一枝独秀”自我存在,才有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满园春色”整体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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